●为什么有些采访不得不半途而废———舆论受到的“监督”太多，目的就是不让舆论多监督　　
●传媒并没有处事权力，因而舆论监督的结果不一定圆满，这影响了百姓对舆论监督的信赖　　
●“红包记者”的存在，影响了记者的社会形象，也使舆论监督的社会支持率下降舆论监督难，首先是因为环境原因。
　　广州有一张报纸以敢于曝光而闻名大江南北。我找来它全年的合订本查找了一下，却发现该报曝光当地问题的文章极少，绝大部分是揭他处之短的。所以，有人说，它是以牺牲曝光当地为代价才得以在当地生存的。中央电视台的《焦点访谈》被人称为“焦青天”，但是，有心人也统计了一下，它曝光的对象也主要是县乡以下的基层干部，被人戏称为是“用大炮打苍蝇”。这些话虽有偏颇，但也说明舆论监督非常之难。
　　阻挡舆论监督的单位和个人很多。有时，记者还没有到达采访地，报社领导就打来电话说回来吧，因为有人说情。舆论受到的“监督”太多了，所谓“监督”舆论，其实不少就是不让舆论多监督。有时，被监督被曝光的对象确实错了，他也有可能在种种理由之下一切照常，有的被曝光者反而能“加官进爵”。但是，如果一旦记者写得与实事有点出入，就有可能惹上官司。迫不得已，现在有些舆论监督把被监督者的名字、单位全部隐去，用“某地”、“某人”之类代替，这样，舆论监督的作用大打折扣，反而给人一种误解，让人认为是你媒体“理不直”，否则怎么“气不壮”？
　　再者，记者并不是党政机关的信访办，也没有处置权，舆论监督的结果并不一定如人所愿，久而久之，也影响了老百姓对舆论监督的信赖程度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《新闻纵横》节目主持人说，每天来访来电的太多了，接待不过来。至于是否采访有关批评的报道，还要开会研究，还要计划报选题，记者本人不能随便报道。上访者往往把新闻单位当作处理事件、主持公道的部门，这是误解，新闻单位是不能直接解决实际问题的。为了安慰上访者，为了证明自己确实有难度，一记者曾说，就是自己家人被村干部打了，自己也无能为力。其言其情，足以令人动容。
　　舆论监督难的另一个原因，就是来自记者自身形象的不稳定。
　　近年来，社会上对记者的社会形象褒贬不一，说舆论监督维护法纪、为民伸冤者有之，说记者吃喝卡要、败坏媒体声誉者也有之。应该说，我们的记者队伍总体上是好的，涌现了不少敢于进行舆论监督的好记者，还有很多敬业勤奋为人正直的好编辑、好记者。这一点，从上到下，有目共睹。但是，有关部门三番五次重申新闻工作者应该注意职业道德，从其措词之激烈程度来看，新闻工作者们的职业道德确实存在问题，并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关注。现在，“红包记者”仍然太多，有些记者整天忙于赶场子，拿红包，临走时拿个新闻发布单位的“统发稿”，回去后改上自己的名字就发表或播出。这样的记者日子过得太滋润了，老百姓却对他们极为失望。甚至有的记者在进行舆论监督时，也明目张胆地拿被监督者的好处，并以舆论监督为要挟，向对方索取名目繁多的好处，如差旅费、误餐费、交通费，等等。这种现象的存在，给那些本来就在思想上抵制舆论监督的人以口实，使他们更加明确地反对或抵制舆论监督；也使那些本来热情赞成舆论监督的同志望而却步，疑虑满腹，从而使舆论监督的社会支持率下降，使舆论监督的开展更加困难。　　
    我认为，舆论监督再难，也得搞，而且要大张旗鼓地搞。新闻媒体的价值之一在于它的公开性和普遍性，使得某些权力部门难以黑箱操作，从而有效维护国家和公众的利益。
　　我们应该从国情出发，探索自己的独特的舆论监督方式，特别是在目前反腐倡廉的斗争中，应该充分认识到舆论监督独特的、无法替代的作用。舆论监督的存在，不仅可以揭露出一批蛀虫，也可以通过曝光教育等手段，挽救一批正在走向腐败的干部，可以起到内部监督和法律监督所起不到的作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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